刘金波 | 元典作为方法：关键词研究从可能到可为——兼评《元典关键词研究的理论范式》
专栏
特约书评人
【导读】作为方法”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命题，更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路径。将中国传统文化元典作为方法，具有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验证性。利用文化研究之作为理论的方法的文化关键词研究方法探寻元典如何作为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学理意义与当下价值。“元典作为方法”和“元典关键词研究”可以视为一体两面：元典是用一系列一连串“关键词”表达其创建者对宇宙万物、人生百态、经济社会的观察、记忆与思考；关键词是元典赓续、弘扬、新阐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元典作为方法，不仅可以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方法先进性认知，而且可以实现元典关键词研究从可能到可为的嬗变，达到从范畴、知识、对象到方法的元典关键词研究的路径转向。这种转向既是其理论体系的建构，话语范式的重塑，也是其语义根底、生发路径和批评范式的具体而微的实践方法。
【关键词】元典 作为方法 文化关键词 范式
当今时代，世界处于一个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大转型时期。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历史擘画，让这一转型时期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等飞速推进。其结果尤其是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与此同时，“文化自信”也成为与经济比翼齐飞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翼。作为世界上唯一不曾断裂并赓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其“元典”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历史作用。
我们认为，围绕纷繁复杂丰富多变的中国问题研究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案，不仅仅是中国作为对象（分析对象亦即研究目的）、西方（主要是欧美世界）作为方法的研究，更需要中国作为方法（分析手段）、西方作为对象（研究目的）的研究；也不仅仅需要借鉴世界成熟的方法论，更需要开创中国自己的方法论。鉴于这一现实需要，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是：传承数千年的中华元典在当今时代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如果可以作为方法，那么这一中国方法论工具箱中的元典方法，究竟何以可为？
01
“元典”何谓：
基于“五经”的文化元典
一般认为，历史学者冯天瑜先生对“元典”一词具有首创之功。该概念最先以“中华元典”的形式见诸《中华元典精神》。[1]
其实在该书出版之前，冯先生已经就“元典”这一概念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做了非常充分的阐发。在这篇题为《论“文化元典”——兼释“元典”》[2]4的文章中，他主要谈了三方面的问题，即“轴心时代——元典创生期”“元典皆史，而非超时空的圣物”“兼释‘元典’”。按照冯先生的阐释，元典孕育于轴心时代，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或曰历史的形态，它是具有元精神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洞察与思考。“首次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辩证地而不是刻板地表达出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观察和思考，用典籍形式将该民族的‘基本精神’或曰‘元精神’加以初步定型，这种典籍便可以称‘文化元典’。”所以元典用以指称各民族尤其是各文明民族的首创性文本。[2]4中国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经典都可以纳入“元典”范畴。只是因为《乐》在历史长河中散佚，所以五经经常地被用来指称元典。
考察元典的意蕴，离不开对“元”和“典”的字源学考索。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元，始也。从一从兀。”元，会意。像人形。《说文解字注》：“始也。见尔雅释诂，九家易曰。元者,气之始也。从一。兀声。”结合《尔雅》《正字通》《易》《书》《文选》《礼记》《春秋繁露》《广雅》《吕氏春秋》《战国策》《公羊传》等诸多典籍关于“元”的解释，“元”具有始、头、首、君、一、本、大、端、善、天、本、气、宝、巨、长等诸多义项。如《日知录》的以元为气，《春秋繁露》的以元为原，《淮南子》的以元为天，《逸周书》的以元为民，《战国策》的以元为善，等等。“典，五帝之书也。从冊在丌上，尊阁之也。”究其本义，典为重要的典籍、文献。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由其本义生发开来，可以总结为，元典具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原典、长（长幼之‘长’）典、正典、大典、善典、美典、上典、宝典等意蕴”[2]4。“元典”概念最主要的几个义项——始、首、正、大、善、美——基本涵盖了中国文化源头的至上至尊、至大至巨、至首至本、至宝至正与至善至美。其中，《诗》《书》《礼》《易》《春秋》又被奉为元典之圭臬。
事实上，需要说明的是，五经固然可以被用以指称元典，但是元典并不仅仅只是五经。我们认为，凡是产生于轴心时代的具有原初性、根本性、深远性影响并具有广阔覆盖性的文化典籍均可以指代元典。在这种意义上，元典亦可称为群典。比如，印度的《华佗经》、波斯的《古圣经》、中国的“四书五经”等。
02
“作为方法”：
元典关键词研究的方法论价值
“作为方法”，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命题，更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路径。其始作者当属日本学者竹内好。“作为方法，也就是作为主体形成的过程。”[3]所谓主体形成的过程，也是认识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主体基于环境的演变而进化，而且需要主体群组极度关注个体和群体系统的演化，并在这一演化过程中调适、进步。其演化过程自然或者说天然地或多或少地存在本民族、本国、本地区、本文化圈的群体记忆、历史积淀、社会风俗、思维方式和文化代码。在萨义德等西方话语体系的东方学研究者的文字中，天然地存在那种西方中心主义或西方话语体系。在这种体系里，俯拾可见的是以中国作为研究目的、以西方作为研究方法的研究范式——尽管也有诸如法国当代理论家弗朗索瓦·于连所谓的将中国作为“方法”的追寻“末思”和“去相合”的提法。[4]近代以降，西学东渐，西方以自己为方法的研究方法论不仅对中国开眼看世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为中国社会当时的转型也做了较大的贡献。但是总体说来，这种范式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以中国问题验证西方理论或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现实的现象。这种现象普遍存在的根源就是他们（很多时候还包含我们自身）不可避免地预设（或天真地确信）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性、先进性、正确性和优越性。
这种先验性的研究结论预设或者理论与方法的科学性确信自有其失之偏颇之处：首先，“先验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基于科学的纯粹客观的科学探讨或者学术研究；其次，即便其研究是公正客观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所谓“先进性”的研究也带有某种强制阐释、强制传播、强制生产和强制接受的意味；最后，前述两种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所谓的创新性研究结论不可能完全属于纯粹的、全面的、科学的、创新性的、不带偏见的科学结论。所以，另外一个日本学者沟口雄三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在《作为方法的中国》里面提道：“通过使欧洲标准相对化，日本人面前或许会呈现不依靠欧洲的标准而存在的中国整体结构。在那个时候，日本人才会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理解中国这个他者的可能性。”[5]沟口雄三的目的显然是想转变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亦即将西方世界为方式方法而中国为目标目的的方式（话语与范式），变之以中国为方式方法而西方世界为目的目标的研究范式。这种对西方方法的反思和回到东方的方法创新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新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尽管他也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以他者研究他者的思维定式。
纵观历史，千余年来中国都在文化等多个领域引领潮流（只是近代以来百余年落后了），之所以能够引领，重要原因是具有先进中国文化的“中国”“作为方法”的历史验证性。当然，严格做一番学术探讨的话，我们无法否认无法避免的一个现象是：“中国作为方法”初衷虽好，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大而化之，以国家为前提来指称的“中国作为方法”成立，那么，“日本作为方法”“朝鲜作为方法”或者“越南作为方法”“菲律宾作为方法”等方法论命题同样成立。这样，就存在方法的滥用。小而言之，“中国作为方法”成立，那么以地区指称的“东北作为方法”“西北作为方法”乃至“湖北作为方法”“湖南作为方法”也同样成立。如此这般，就存在某种程度的令人无法取舍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方法的乱用或误用。为了避免“作为方法”的滥用、乱用或误用，我们需要摈弃那种中心论的优越性认知——“西方世界作为方法”，其研究范式是将其自身总结的认知理所当然地视为整个世界、社会、人类、地球乃至宇宙的普遍规律，西方人需要接受，东方人同样需要接受；同时，我们还需要接受——这种方法论层面的“作为方法”，也就是将某一路径视为获取普遍规律、普遍知识的方法和手段。在这个层面上，无论是研究萨义德的东方学，还是研究冯天瑜的历史文化语义学，我们都会发现，二者可殊途同归：一是“中国作为方法”可以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二是为规避“中国作为方法”之不足，将流传千百年的中华文化“元典”“作为方法”——元典是用一系列一连串“关键词”（Key Words）表达其创建者对宇宙万物、人生百态、经济社会的观察、记忆与思考，关键词是元典（Classical Canon）赓续、弘扬、新阐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元典作为方法”和“元典关键词研究”可以视为一体两面，它们具有作为方法论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这种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反者道之动。元典作为方法，是指可以通过对元典关键词的源起做振叶寻根、观澜溯源式的深层探究。这种探究又可以发现某一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发现隐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后的价值取向、历史代码、时代动因和社会基因。在此，利用中华文明礼乐文化之重要元典《礼记》举几个简单的文化关键词例子。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礼记·曲礼上》）
礼如何做到“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按照孔颖达的解释，礼是用来辨别尊卑，区别等级，使上级不逼迫下级，下级不僭越上级，保持礼节的节度。
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礼记·礼运》）
上述引用孔子对元关键词“礼”的有关诠释，可以归纳出其两大意蕴。一方面，这里讲要顺应自然、顺应人事、顺应社会，是非常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它又将“礼”作为人和其他物种区分的重要甚至是唯一依据。此外，以天之道来规制人之情，既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味道，也有说明人欲不得违背自然规律的意蕴在内。儒家元典《礼记》中有很多流传至今仍具有重要而巨大文化价值的关键词，如礼、乐、和、诚、性、情、法，等等。“沿袭数千年的礼乐文化不仅一直具有独特的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而且一直是中国为世界其他民族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6]144尤其是礼乐文明中的“礼”“乐”二字，其历史积淀、深层意涵、话语规则和文化指向等至今仍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如《礼记》里面关于“礼”的解释、话题、命题等，还有诸如“礼者体也”“礼者本也”“礼者履也”“礼者理也”等诸多表述。概言之，合理合法的“礼”如何保证当下社会按照既定轨迹、规律、规则运行，就要遵从自然规律，遵守道德规范，践行社会准则。数千年前中国就有着严格的价值规范和社会道德准则，这与西方某些学者、政客、媒体罔顾事实所言的中国人不讲规则是完全相反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其二，变者法之至。变，既是潮流，也是规律。法，既是规则，也是目的；既是方法，也是手段。
无论是历史还是自然，其规律永远遵循并体现“不变是暂时的，变化是永恒的”的逻辑。元典作为方法，是指不仅可以通过元典关键词的历史流变来获得某一时期的历史记忆、时代规律和社会叙事，而且可以通过元典的文化关键词研究来挖掘“何时变”“为何变”“变什么”“怎么变”等具有规律性的社会文化资料，进而获得相关文化研究的第一手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巨大实践意义的丰富文献、理论与方法。
03
“元典”何为：从范畴、知识、
对象到方法的元典关键词
研究路径转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大量西方文艺理论著作翻译成中文著作，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显学”。与此同时，文化关键词研究也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两类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如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976），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2005），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的《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2007），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2013），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2015），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2015），镜味治也的《文化关键词》（2015），约翰·斯道雷的《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七版）》（2019），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1983：一部理论史》（2021），等等，都从不同侧面解读了各种文化现象。
随着这些著作译介到中国，相关学者对文化研究、文化关键词研究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学术兴趣。20世纪80年代以降，尤其是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关键词研究方面着力甚勤，著述颇丰。梳理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化关键词研究范例，可从学缘、地缘、学科、学派、范式等多维层面总结归纳出五种主要的较为成熟的关键词研究范式：一是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为代表的批评通史范式，二是以北京师范大学“文化与诗学丛书”为代表的文化诗学范式，三是以武汉大学“元典关键词研究”为代表的文化元典范式，四是以四川大学《中西比较诗学》为代表的比较诗学范式，五是以港澳台学人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等为代表的实践话语范式。其中，以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元典研究团队和以李建中教授为代表的元典关键词研究团队，二十年来的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两大团队在“元典”研究方面的不懈努力，正好形成元典关键词研究的二维路向并渐次实现从“可能”到“可为”的元典关键词研究路径转向——
一方面，冯天瑜教授的元典关键词研究开启山林，以文化发生学、历史文化语义学、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元典关键词何以可能，重点探寻其现代转型。这方面的尝试可以视为元典关键词的范畴、知识与对象的研究。研究成果既有概念的古今转换，更有中外对接的文化近代转型考索。其代表性成果有《中华元典精神》（1994）、《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2003）、《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2004）、《“封建”考论》（2006）、《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2021）等。这些学术著作着重以关键词研究的形式，将元典关键词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概念，通过挖掘关键词背后的深层文化序列的核心概念的深层内蕴来考察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重点发掘元典关键词在古今东西的时空坐标系上进行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可能性，借以突出中国文化元典的内生性价值和庞大而丰硕的文化元典资源。
另一方面，李建中教授的元典关键词研究别出心裁，着重探寻作为方法的元典关键词何以可为，正是“元典作为对象、范畴、知识”到“元典作为方法”的新变，亦即元典关键词研究的路径转向。这种方法的转向全面体现在“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丛书”之中。该丛书全套六本，总字数超过二百万字，是一套全面诠释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的创新性学术著作。该著在设计之初，本来遵从冯天瑜教授之嘱，一套六本，其中一本总论，五本分别为“儒、墨、道、法、兵”五家元典关键词。遗憾的是，该系列丛书因法家元典关键词一书作者个人原因，后来未能按时成书，其他儒、墨、道、兵元典关键词研究如期完稿，另外加上总论和《元典关键词研究的思想与方法》，同样为一套六本。
其中，作为总论的是李建中教授独撰著作《元典关键词研究的理论范式》。该著将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与文化个案，以“关键词”的方式返回文化元典，重新诠释中华元典关键词，重新揭橥中华元典关键词的原创意蕴、文化积淀和现代价值，为中华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文化资源、思想启迪和词语学依据，进一步昭明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蕴、生命活力和核心价值观。这种对于经史子集“元典”的关键词式的“返回”，其实正所谓“反者道之动”，其根本目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均在于发掘蕴含在文化符号之中的那个“动”、它们为何可以“动”以及它们怎么“动”。这个“动”的指向正是我们何以能够面向未来，何以可以利用元典关键词解决复杂纷繁的现实问题的关键。
这种转向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体现在作为理论的方法的“元典关键词研究”，“为何”和“何为”这两个文化研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上面。
第一，讨论“元典作为方法”“为何”就是讨论元典关键词理论体系的建构。《元典关键词研究的理论范式》（以下简称“李著”）“后记”对此有较为充分的论述：“一是构建理论体系；二是启动个案研究。”“上编的‘范式建构’有总体与局部之别：前者依次探讨元典关键词的理论模型、实践路径、学术前史和语义根底，后者则深度清理元典关键词研究‘创生—诠释—传播’三大路径和‘语义学—阐释学—学术史—批评史’四大范式。下编的‘范式研究’又有‘大词’和‘中词’之分……上编为下编提供思想与方法，下编为上编提供个案与例证；二者交互地整合成元典关键词研究的Paradigm。”[7]345
“Paradigm”，既是范例，更是范式。作为方法的元典之范例范式显然不同于西方作为方法的“Paradigm”。中华文化元典，数千年的历史，有迥异于西方理论方法的文之道，文之心，文之体。对于“元典作为方法”“为何”，李著非常清晰地表明：“元典关键词强大旺盛的生命力，从观念和思想的深处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源起于轴心时代、扎根于先秦元典的中华文化关键词，在其后漫长的演变历程中，以‘词根’的方式沉潜，以‘坐标’的方式呈现，既标举特定时空的文化观念，又接续前世与后代的文化命脉，从而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坐标。”[7]5也就是说，它们是利用文化关键词来为了整体、系统、深刻、辩证地重新阐释文化元典，重新揭示（或曰解释或曰阐释或曰诠释）中华文化元典的原创意蕴。这二者最终指向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现代意义乃至未来价值。理论体系为个案研究提供学术支撑，个案研究为理论体系提供学术验证，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交互整合，缺一不可。笔者不揣浅陋，如果分为三编，即如果分为“理论体系、话语建构、个案研究”三个部分，或许能够更加清晰、更加全面地诠释“元典作为方法”之“为何”。
第二，探讨“元典作为方法”究竟“何以可为”，就需要从元典关键词的词根、坐标和转义性特征来厘清自上而下的时空坐标之间的差异与特征，并进而分析隐藏在历史语义中的历史积淀、时代特质、语义根底、文化密码、生发路径和诠释范式。仔细梳理李著，可以发现该书对“元典作为方法”究竟“何以可为”进行了四方面的开创性探索。
首先，作为方法的元典关键词“何以可为”的理论模型涵括三个层次，即关键词遴选标准是“命大”（通变恒久，亘古亘今）、“幅大”（经天纬地，弥纶群言）和“力大”（指涉万品，繁复丛杂），关键词阐释标准是“词根性”“坐标性”“转义性”，关键词研究的四项原则是“不可定义性”“高度语境化”“跨学科（或超学科）”“会通（或融通）”。
其次，作为方法的元典关键词“何以可为”的语义根底在于从关键词的单向溯源转向语义寻根。单向溯源和西方作为方法具有同样的思维定式，那就是以西言中，以中验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局限性。而借语义寻根来探寻传统文化中之重要关键词（比如，中华第一关键词“人”）在新的世纪如何流变、如何衍生、如何转义以及如何再生，则能较为方便、科学、全面地追索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驱动价值和时代意蕴。
再次，作为方法的元典关键词“何以可为”的生发路径包括创生路径、诠解路径和传播路径。其创生路径即“词以通道”，也就是见仁见智、非乐非命和解老喻老；诠解路径即“键闭与开启”，也就是关键与KEY、成长与衰亡、界定与彰显；传播路径即“志道启钥”，也就是文化解码、密匙开启和黉门传递。每一条路径不仅有自身的逻辑、范式与规律，更具有整体的路径、方法与智慧。无论是对儒、墨、道、法、兵家元典关键词做整体考察还是具体到从方法论层面对其生发路径做非常具体的考索，我们都可以发现作为方法的元典关键词研究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兼性智慧。这一智慧既有中庸之道，也有中和之法。如儒家礼乐文化，“从其传播方式与手段看，礼乐文化既可作为知识的媒介，也可作为媒介的知识，既是精神文化的内核，也是精神文化的载体，具备‘兼’而有之的双向功能。”[6]145
最后，作为方法的元典关键词“何以可为”的批评范式具有“汉字批评”“通义批评”“道术批评”“范畴批评”四大体系。回归汉语思维的汉字批评的语言学范式即追“根”、问“境”和致“用”；迥异于西方阐释学的通义批评即元典关键词诠释的微言大义、会通、通天下之不通和变而通之；脱胎于诸子百家用以衡鉴天下学术的相互引证又彼此辩难的道术批评即元典关键词的学术史范式，其要义为道术裂变、方术互评和现代破界。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范畴批评即作为方法的元典关键词的新时代中国路径——“选人定篇”“知人论世”“原始表末”的批评史书写模式、“元关键词—核心关键词—重点关键词”三大系列和“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大原则。
总之，在数字媒介时代，社会存在数字化治理逻辑、困境与挑战。“要建构一种新的媒介治理理论逻辑，除了讨论媒介与政治的互构关系外，还可以从媒介在参与治理时的主体性角色出发，考察媒介如何发挥多元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治理效能。”[8]我们必须既有该怎样做的价值规范，也有环境与实践的新的实践逻辑。
如果说“元典作为方法”这一命题，冯天瑜先生具有“元典”概念的首创之功的话，那么，李建中先生则具有西学东渐的方法论转向和从范畴、知识、对象到方法的元典关键词研究路径转向的方法论开创之力。在“为何做”“做什么”“怎么做”的价值规范和实践逻辑场域下，“作为方法”的元典关键词研究逐渐实现从范畴、对象到方法的现代转型，逐渐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学科窠臼，逐渐动摇并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分科治学”“词典释义”“经义至上”的旧的学科范式，逐步形成自身具有特色、具有兼性智慧、永恒秉承中国文化风格与品质、来自元典的新的方法论范式：其一，用儒、墨、道、法、兵元典关键词的类分来形成“形分而神合”的创新价值；其二，用元典关键词研究的生命力程法、时间定位法、语境再现法和辨中见异法来取代传统意义上的词典释义，以描述与展示文化关键词的生成与流变、传播与接受等多维层面的文与质、道与器；其三，作为方法的元典关键词也已形成自身新的书写模式、展示系列与研究原则，这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文化元典的历史叙事的新理解、新诠释与新拓展。“元典作为方法”既有历史文化的记忆的功效，也有作为方法的元典的历史传承与创新的文化任务，更有拓展其中国智慧形成中国方案的跨文化、跨交际、跨语境的意义、作用与价值。
注释：
[1]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
[2]冯天瑜.论“文化元典”——兼释“元典”[J].东南文化,1992(2).
[3][日]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J].熊文莉译.人间思想，2016（4）：242.
[4]吴攸.中国作为“方法”[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5][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30.
[6]刘金波.兼性：礼乐文化传播的中国智慧研究[J].理论月刊，2021(8).
[7]李建中.元典关键词研究的理论范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8]胡远珍，吴诗晨.中国媒介治理研究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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